得知我的母校楚雄北城小学竟有110年的历史，甚为惊讶。我从未想过去了解母校的历史，感觉她从来就有，并将永远存在下去。

我从1962年进一年级到1972年初中班毕业，在北小十年，想必是学生中待的最长的几个之一。因为初中班的同学中，大的之前已经离开学校，小的入学肯定比我们晚，而初中班1972年以后就暂时停办了。另外两个待的最长的学生，应该是王新里和朱建民同学。在我目前六十多年的人生中，有六分之一与北小相连，就是在110年的校史中，也有近十分之一和我关联。我是除了一些老师外最老的校友了。

对北小的记忆，是和楚雄这座当年偏远落后的小城连在一起的。楚雄城既是楚雄县城，也是五十年代初楚雄专区和后来成立的彝族自治州的首府，但当年它还是太小，小到似乎从未有父母担心孩子出去疯跑找不回家。吓唬孩子都是说：莫到街上乱跑，小心山毛驴（狼）把你拖走。担心的是野兽而不是迷路。两条较长的街道，南北和东西走向，十字交叉，再加上几条坑洼泥泞的小街巷，低矮的老房子土墙灰瓦，木制的门窗、铺板，油漆早已经斑驳黯淡，看不出原本的朱红。这就是当年楚雄一眼望去的大致格局了。

不过小城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鹿城镇。其实楚雄是没有鹿的，准确的说是早就没有鹿了，有的是属于鹿科的麂子，体型比鹿要小很多。偶尔会有穿羊皮褂的山民用铜炮枪或下扣子猎获的麂子，和羽毛锦绣的野鸡，油绿的瓜叶托着的红土还没有刮去的鸡枞菌，一起摆在米市街的集市上。麂子皮极其珍贵，必须卖给供销社，据说要加工以后用于国防事业，保护精密仪器和瞄准镜的镜头。麂子肉味鲜美，麂子干巴是楚雄人待客的上品，现在就是有钱也未必能在宴席上吃到。但楚雄人仍然不会把小城命名为麂城镇的，并不是非要指麂为鹿，而是谁都希望家乡有个大气一些的名字。

北小就在南北向的大街北门街上。和地图上北下南的感觉不一样，楚雄是上南下北，地势顺着南边略高的雁塔山渐渐走低，走路不太能感觉到，骑自行车或滚铁环感觉就比较明显。北门街大约也只有五六百米长。从北小往北两三百米，有直到六十年代末鹿城唯一的一家电影院。电影院往北就是东至昆明西到大理，尘土飞扬的滇缅公路，算是出城了。

从北小往南二百米，就是北门街与东西向的东门街和中大街的交叉口观音阁。观音阁想必过去是座寺庙楼阁，我们从未见过。但此地却是楚雄的市中心，相当于昆明的近日楼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热闹的时候，市声鼎沸，人头攒动，“羊皮褂都会蹭出火星子”。平常日子，在楚雄县广播站第一次播音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天不亮就会有几个小摊在这里卖烧饵块和米糕，都是三分钱一两粮票一块。小学生在火红的炭盆或热气腾腾的蒸笼上暖暖冻得皴裂的小手，捧着边吃边往学校跑。中午卖零食的小摊就多了，橄榄李子杨梅炒豆瓜子等等，几分钱一小碗，你能堆多高都是你的。这种计量方式直到九十年代，我还在北京的必胜客披萨店见过，一盘沙拉任你堆，真有人用西芹或黄瓜条搭架，堆成高耸的宝塔，小心翼翼捧到自己座位上大快朵颐。赚到的便宜比美味更实在。短缺时代没有也吃不起更高级的零食，楚雄的女孩子最常吃的零食竟然是咸菜，有一首楚雄儿歌唱的就是：酸腌菜，撕撕吃。。。。。。卖咸菜的大妈用裁开的报纸，包一堆酸腌菜、泡萝卜、洋甘露，甚至卤腐递过来，她们用纤细的手指撕扯，用火柴棍挑着，边吃边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可以在街上在校园里快乐一个中午。她们一般要吃到初一初二，知道矜持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止。当然，楚雄女孩们的品味是不错的，楚雄的咸菜和许多土特产，例如豆瓣酱、油鸡枞，绝对是舌尖上的中国不该漏掉的一流。酸辣咸香的厚味，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尤其是远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一口。

观音阁见证了上个世纪楚雄的历史变迁，几乎一切重要的社会活动都会发生在这里。街口西北角，有唯一的一家“群众日报摄影部”，面街的橱窗里，陈列大幅的黑白照片和用水彩描抹的彩色照片，内容总能与时俱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放卫星的壮举，立功以后回家探亲的解放军战士，背着背篓背篓里蹲着娃娃的彝族妇女第一次在成昆铁路边见到火车，等等。文革前的64、65年，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民生有所恢复，“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有所抬头，橱窗里也摆过邻家女孩儿攥着大辫子模仿大众电影封面明星照的照片。观者云集，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满满的羡慕嫉妒恨。文革开始，观音阁西南角砌起一堵巨大的语录墙，除经常更换红底黄字的毛主席语录外，也画过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画像。从那时开始，革命造反派红旗招展的誓师游行，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游街批斗，这里是必经之地。四周的墙壁，张贴过供销社年节副食品供应的通知，法院枪毙人的布告，北京京剧团到楚雄演出样板戏沙家浜，以及汽车总站和电力公司篮球决赛的海报。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大标语大字报，一层覆盖了一层，一张打倒了一张，层层叠叠，否定之否定然后再否定。楚雄人在这里关心国家大事，也观赏和评论承载这些内容的各种艺术形式：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宣传队，还没有北小的红小兵跳的好看；出自本地书法家之手的大标语，很有郭沫若字体的味道。

观音阁波诡云谲的风云变幻，牵动着、拨弄着楚雄人的命运。男女老幼，满怀无比的爱和无比的恨投身到一波又一波革命浪潮中，今天阶级兄弟联合在一起欢欣鼓舞，明天隔壁邻居或单位同事就成为梭镖相对，不共戴天的死敌。观音阁前，楚雄人上演过不少相互伤害最终自己也倒霉的悲喜剧。这一切今天早已荡然无存，没有什么人什么思想战无不胜。观音阁也面目全非，不再是楚雄的市中心，但往事并不如烟，如果用一台历史的X光机扫描，也许还会在这里看到那个年代的暗影。

观音阁往东的东门街有一所鹿城小学，校园阔大，古柏森森，前身好像是楚雄的孔庙。鹿小因为历史悠久，实力强大，在教学和体育比赛、文娱汇演等活动中，从来都是我们北小的强劲对手。北小的学生用楚雄话蔑称鹿小为绿头苍蝇，鹿小回敬北小白虱子，白太保，意指北小集中招收干部子弟，学生有优越感，和普通居民有隔膜。

鹿小再往东，就是常年散发着血腥味和牲畜屎尿臭味的屠宰场，但楚雄人都叫它冷冻仓库。农民上交国家的猪牛羊和家禽，被用汽车马车拉着，或被农民驱赶着来到这里，度过它们一生中最后的一天或几天。没有想到当知青时，我也曾守在这里的猪圈门口睡过一夜，因为我们从子午公社赶猪过来到的太晚，验收人员早已下班。到的太晚的原因，是已经走了几里山路，猪群中一头老母猪掉头就往回跑，可能意识到死期将近，还没有和自己的猪崽诀别。我紧追不舍，和它一起冲回子午街它的家，瘫在一起口吐白沫，诧异难道猪也和狗一样认识归家的路，庆幸足球队多年的奔跑训练让我赢得了紧逼盯猪的胜利。那天晚上想到任何一头猪丢了，把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卖了也赔不起，我只好在脑海里回映优美的芭蕾舞《草原英雄小姐妹》以待天明，迷迷糊糊中还斗胆琢磨了一会儿小姐妹冻坏的腿值多少只羊腿。牲畜们被宰杀以后，大部分肉进了冷冻仓库，和旁边那个“外贸仓库”里的核桃、烟叶、茶叶一样，等待国家计划调运，头蹄下水和少部分肉则凭票供应楚雄人民。因此一斤肉票可以买三斤五斤头蹄下水实在是楚雄人民的一大福利。冷冻仓库是楚雄人民动物脂肪的重要来源，是楚雄孩子生长发育所需动物蛋白的基本保障。逢年过节替换父母彻夜排队买肉的孩子们，黎明时分揉着惺忪的眼睛，看到从冷冻仓库推来的肉车时无不欢呼雀跃，穿油腻围裙和血迹斑斑水靴的屠夫陈大妈张大爹就是他们的圣诞老人，可他们举着刀斧却总是你要哪块偏不给你那一块。我们要再过三四十年，面对红烧猪蹄才会有对高血脂高胆固醇的纠结。

冷冻仓库往东出城便是农业试验站良种场的稻田和荷塘，夏秋时节浓郁的荷香稻香会盖过屠宰场难闻的气味。莲叶田田，荷红柳绿，蜻蜓飞舞，稻花飘香，是学生们排队出游或去黄牛坝支农劳动，齐声高唱《我们的田野》和《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地方。这里可能也是本地青年滋生和发展爱情的地方，但最吸引我的还是东门城边的铁匠铺和马掌店。我会盯着铁匠师傅的小锤，看他一下一下引导徒弟的大锤，叮当叮当，把火红的铁条打制成镰刀或马掌。我也会心疼正在换掌的骡马。蹄子被用弯刀割去那么厚的角质，再用烧红的马掌先贴上去定位，冒出浓烟和难闻的糊味，再调整打磨，最后再用半寸长的钉子钉进去，难道它就不疼吗？类似的手工艺在鹿城的街巷里还有不少，搓棉纱线的，做粉丝的，榨米线的，敲白铁皮的，修自行车配钥匙刻图章的，还有代写书信的。除了裁缝铺和绱鞋纳底的之外，我样样都感兴趣。发生在我身上的迟到、逃学，大多和呆脸看着这些营生不走有关。

观音阁往南的街不叫南门街而叫忠孝街、学桥街，因为楚雄两座最高学府，楚雄中学和楚雄师范学校就在这条街上。楚雄中学的前身是龙泉书院，历史悠久，好像明朝就有，至今还很好保留着古色古香的万卷楼、揽秀亭等古建筑。楚雄中学的校园之大，昆明、北京的中学也少有。巨大的尤加利树（桉树）环抱的运动场地是自治州开运动会的地方，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众集会的最大场地。最热闹的一次，当属北京京剧团来演出样板戏《沙家浜》，为了亲眼看到饰演阿庆嫂、郭建光的洪雪飞、谭元寿，不仅鹿城万人空巷，周边工矿、军营、农村的工人、战士、贫下中农也乘卡车拖拉机马车蜂拥而至，挤得偌大的运动场水泄不通。尽管接连有观众从周围的墙头挤落，从断裂的树杈上跌落乃至骨折，但演出并未受到丝毫影响，组织方也不忍心确认那天的演出是B角出演的询问。楚雄师范坐落在城南雁塔山上，建筑高低错落。特别是雁塔高耸入云，塔顶须极力仰脖才见，很有气势。夕阳西下时，塔顶衰草摇曳，风铃叮咚，回身俯瞰炊烟四起的小城笼罩在青灰迷蒙中，更显宁静。楚雄师范后来发展为楚雄师专，让楚雄进入了拥有高等院校的城市行列。楚雄师范附小就在雁塔山下，由于师资强劲，教学质量高，也一直是我们北小的竞争对手，但听说两个学校过去分分合合，老师们交流也多，所以相互间关系比较友好。

但楚雄的最高点在城西的西山。从观音阁往西沿店铺林立，最为热闹的中大街，经过砖石结构两层楼的，里边二层有挑空的百货大楼，再经过新华书店和文化馆，穿过米市街和那家卖牛冷片凉米线，牛骨汤随意喝的清真餐馆，左拐爬坡，便可蜿蜒而至。爬西山先要经过烈士墓，记得最有气势的，是一位姓郭的解放军军官的陵墓，军衔是大尉，不是牺牲而是病故。接近山顶，有一座寺庙叫高顶寺。这寺名似乎只是个俗称，但从来也没有听说它有一个类似灵隐或者普济那样庄严圣净的名字。七十年代后期在这里建设了电视转播台。我从不愿在这寺庙久留，因为它不仅小且破败，而且我的班主任高熔金老师，文革初期就是不堪在这里的批斗折磨投水自尽的。但在高顶寺侧下方的山箐里却有一泓清泉，听说涌流至今依然甘甜，家乡人周末爬西山，都要带只塑料桶汲回家去泡茶。这眼泉也没有个雅致的名字，只叫漂白洼。顺山箐穿过幽深的树林往上爬，山顶两座山峰之间的关隘有一堵烽火墙，宽度不过二三十米。这里同样没有个像样的名字，就叫大风垭口。站在烽火墙上往西并不能远看，因为楚雄地处滇中高原和横断山系的过渡地带，所以层层叠叠还是山。亮眼的是楚雄最大的一块水面尹家嘴水库，在不远的山坳里银光闪闪。

西山虽然平凡，却是学生们活动最多的地方。植树造林、防空演习、学军演练和运动队身体训练，都会选择这里。休息的时候，不必极目，不大的楚雄坝子尽在眼前。山脚可以看到招收西城居民和城郊农民孩子的西城小学。还有怀象剧场，楚雄州文工团就在这里，是喜欢文艺的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往南还可以看到公安局、法院和看守所，和稍远一点的军分区一起，构成了楚雄坚实的无产阶级专政基础。在军分区的南边，有楚雄京剧团和一座很不错的剧院，那里叫做大礼堂。可能当初建造的立项就是为了开大会听报告，但使用最充分的还是京剧团。无论是文革前演出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戏，还是文革以后的样板戏，这个从上海被自愿下放到边疆云南的京剧团都有绝高的水平。我最喜欢看的是他们演出的《智取威虎山》，最后一场，那个逃向暗道的匪徒，总能准确地在杨子荣手起枪响的同时，飞身跃起，双腿叉在座山雕的宝座靠背上悲惨毙命，演出效果绝不亚于电影里看到的原版。老戏迷们甚至说，如果演杨子荣的王述根还在上海，哪里有童祥林的戏。这座礼堂后来改造为可以放映宽银幕电影的五一电影院，曾经24小时连续放映朝鲜的《卖花姑娘》，让鹿城的每一个妇女都至少进去痛痛快快哭过一场。七十年代初，在大礼堂的旁边建设了灯光球场，除了露天无顶，篮球架的篮板不是透明有机玻璃的外，已经非常接近一座正式的体育馆。在雪亮的荧光灯下，举行过中小学生的第二套广播操比赛，北小力压群雄获得毫无争议的第一。只是那时批判锦标主义，冠军不能称冠军，只能叫第一名。深入基层体验工农兵生活的国家体操队也曾在此表演过。当身穿玫瑰红羊毛运动衣的体操队员们健步入场时，一片啧啧赞叹声中，有见多识广者极力纠正：什么玫瑰红，这叫国红，只有国家队才能穿！

当西北风刮来时，在西山上可以闻到西北方发电厂锅炉焦煤燃烧和榨油厂榨油的气味。大人们可以准确判断榨油厂最近在榨何种油，因为菜籽油臭核桃油香。沿城北的滇缅公路，还有能成批生产打谷机的农机厂、有百十台卡车的州车队、长途汽车客运站、什么机械都能修的机械修理厂等一些企业。所以这一带总是车轮滚滚、机器轰鸣、焊光闪烁，让人“在古老鹿城的脉搏中感受到工业学大庆的强劲力量”。事实上机械修理厂在文革中“生产”出的一台卡车，就披红挂彩，成功地游行到观音阁中大街转了一圈，直到回厂怠速都还始终保持稳定。除了发电厂高大的烟囱，这些工厂的厂房，在鹿城最大体量的展览馆大楼前，都显得低矮凌乱。分别写有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三栋土红色的三层大楼，巨大的美术字隔一里路就能看见。我上学之前就在这里认识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字，可对“上游”二字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我从没有在这个展览馆看过什么展览，只记得文革初期它成为红卫兵大串联的接待站，再后来成为一支铁道兵部队的营房。这一带的孩子，一般就读于离客运站不远的环城小学。

每次写在西山开展活动的作文，我都想写一句“……擦去额头的汗水，极目远眺，湛蓝的天空下，北门大河蜿蜒曲折，在碧绿的田野里缓缓流过”。但在西山顶上确实看不到这条楚雄的母亲河，不能在老师同学面前瞎编抒情，这让我非常郁闷。北门大河从西头的三家塘进入楚雄坝子。在那里，为了让从尹家嘴水库西流的引水渠穿越滇缅公路，建造了一座十几孔的大渡槽，有如长虹卧波，成为楚雄的地标性建筑。从滇西回来的车辆看到大渡槽并在它的两孔之间完成半个8字的穿越，司机便会兴奋的宣告：楚雄到了。北门大河确实在碧绿的田野中蜿蜒曲折，不过只有短短的几公里，就从东边的小河口，顺山势绕出了楚雄坝子。但我从不曾感觉这坝子不够宽广，因为其间毕竟有一大块平坦地方，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陈纳德飞虎队的飞机场，传说孙家河边的农民还拿稻草去喂过飞机。至今人们还是把这块最大的平坝叫做飞机场。飞虎队飞走以后，这里改为良田，飞机再没有降落过，直到文革后期，一天突然有一架螺旋翼的直升飞机轰鸣而至，降落在农试站的稻场上，吓得耕牛四处逃窜。待城里人奔走相告，兴冲冲赶来看飞机时，飞机又轰鸣而起，鹿城人捂着差点被强大气流刮跑的军帽，看到它载着几位心情激动的少数民族代表飞昆明再赶赴北京开会。

北门大河的水势随季节变化，冬春清浅舒缓，有的河湾卷卷裤腿便可趟过去。夏秋季节特别是发洪水的时候，则浊浪汹涌，未见河水已闻水声轰鸣，还有从上游飘来的枯木、庄稼、仓惶落水的猪和羊，吸引着胆大的农民冒险截捞。楚雄的顽童都是在那个叫做孙家河边的河湾学习游泳，检验的标志就是看能否游过一段二十米宽的激流和旋涡，登上一块从无争议叫做小岛，其实只有一台卡车大小的礁石。而某某和某某又偷偷跑去孙家河边凫游小岛的告状，是常常让校长或班主任胆战心惊，让母亲或保姆气急败坏的警报。因为几乎每年都有顽童溺死的事件发生，而撑着长篙的船夫，面对悲痛欲绝苦苦哀求的家长，总是要等价钱讲定，才肯开始探捞死者。每天晚上检查墨笔在背上留下的墨迹是否清楚也好，被竹条子抽打时许下的保证也好，都不能阻挡北门大河对他们的诱惑。他们扑蜻蜓、打鸟、捞鱼、摸虾，游泳和游泳以后偷吃农民的蚕豆、苞谷或苞谷杆。那时有几个顽童吃过比这更甜的甘蔗？还有动机并不恶劣或者比较恶劣的寻衅滋事及自卫搏斗，还有从此开始的一辈子的烟瘾或与香烟绝缘的尝试。这里是他们天性得以迸发的乐园，游戏、恶作剧、探索各种新鲜事物，以及相互间的打斗，训练、培养着他们应对未来凶险人生必需的技能和坚强。当然，那时大多数楚雄孩子还是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北门大河学会游泳的。那时有正式的游泳衣裤的孩子还是少数，穿着七长八短的内衣内裤下水并不影响他们的兴奋，归途上用树枝挑着撑着挥舞着换下的内衣裤，像彩旗像灯笼，他们的快乐与在北京什刹海在昆明海埂游泳的孩子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对北门大河的感情随六十年代末的龙川江改造工程得以升华。原来北门大河有气势不凡的大名龙川江！为了治理洪水，为了规整农田便于拖拉机耕作，为了腾出地方在未来建造火车站，必须将北门大河拉直。家乡人民都被动员起来，在高音喇叭激越的革命歌曲声中参加义务劳动。读初中班的我们，也在河滩边顶着烈日或阴雨敲了一个月石头，把鹅卵石敲碎供搅拌混凝土用。家乡人民不但用锄头镐头生生挖出了一条新河，而且战天斗地的激情也催生了一本淡蓝色封面的诗集《龙川江放歌》。入选诗歌的作者都是本地的工农兵学商，书名由楚雄书法家题写，而且由东门街的印刷厂印制，是一本实实在在的楚雄诗集。诗集的序言驳斥了臭知识分子关于工农兵诗歌是顺口溜、打油诗，是不合格律的标语口号的批评，并且引用了毛主席与陈毅通信中关于古诗词格律束缚思想表现的论述，极具说服力。诗集中最具感染力的，就是杨跃才老师的长诗，被用作诗集名称的《龙川江放歌》。长诗回溯了龙川江的历史地理背景，描述了洪水肆虐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国家、集体财产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展现了鹿城男女老幼齐上阵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和感人的英雄事迹。特别是关于工程完工以后美景的描绘，新的龙川江不但胜过了昆明的盘龙江，胜过广州的珠江和上海的黄浦江，更胜过了徐志摩笔下软绵绵酸溜溜的剑桥康河。长诗不但气势磅礴，而且用字精炼，韵律和美，朗朗上口。我曾经主动或被动地在不同场合朗诵过这首诗，每一次都心旌激荡，热泪盈眶，劳动是这么美革命是这么美，诗歌是这么美我们的龙川江母亲河是这么美。我完全忘记了敲石头反复敲破的手指在流血流脓十指连心的疼痛，忘记了一个多月天天吃的都是自带的酸腌菜红豆汤泡冷饭。多少次看着增长极其缓慢的碎石堆我几近崩溃。无数次这样的学农学工劳动，耗去了我们许多珍贵的少年时光，这一次所学，不过是勉强掌握了碎石方的体积计算公式和测量的方法，因为这关系到我能不能早一点完成那始终觉得难以完成的任务。当然我也记住了形容洪水和乖戾性格的桀骜不驯等词语，记住了杨老师长诗中诸如“杨柳丝丝如琴弦”等诗句，受到了文学想象力的启蒙，意识到那些著名的小说散文中描写的让人感动的自然和生活，其实也很可能和我们天天的所见所为差不多，因为北门大河和对北门大河的改造，在杨老师笔下也可以是那样的美。

我就在这座只有五个小学的小城生长，直到1962年的一天，保姆赵嬢嬢告诉我，妈妈已经给我报名，9月1号起到北城小学上学。

二

入学第一天，母亲为我早已准备好新书包，但没有带我到学校。地委会大院与北小仅一墙之隔，那时院里差不多家家都有三五个孩子，都在北小及附属幼儿园就读，父母又忙于工作，所以孩子们上学，便小的跟着大的，成群结伙，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那时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我分在一年级一班。坐定发现同院的小伙伴竟有王大忠、赵晓鸥、杨昆宁、马丽等人，幼儿园同学的就更多了，所以并无生疏孤独之感。我们的班主任是温和慈爱的李惠芬老师。问答之间，她似乎早就熟识每一个同学，会说出各家情况，这让我感觉奇怪又亲切，很快大家就放松自在起来。李老师为我们选定李晓阳、苏自红两位男女班主席。他们聪明听话学习好，深受大家拥戴，担任班长一直到小学毕业，而且在后来的人生中都有卓越的表现，可见李老师深谙识人育人之道，独具慧眼。

除了机关干部、职工的子弟，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同学中有许多来自北城的居民，还有的来自周围菜农、孙家河边的农民家庭。一位侯姓男同学家里就是北门街开小旅店的，我还跟他到他家后院，看他从大灶里舀热水，一盆盆端给客人烫脚。一位孙姓女同学家就在孙家河边，穿盘扣姊妹装，也身形瘦小，所以和我在第一排同桌一年。她脾气和顺，笑起来眼睛眉毛弯弯的。这两位文革以后复课直到毕业合影都没有再出现。还有一位菜农家庭出身的女生，家住地委会大门口旁边大院。她身强力壮不输成人，放学还要帮助家里干活，时常见她挑着粪桶健步如飞。她脾气火爆，调皮的男生也不敢欺负她。对于干部子女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优越感，学校从来都很关注并给予正确引导。家长也都注重对孩子的思想教育。我父亲就曾带我们到米市街看挑柴来卖的农村儿童，教育我们要知艰识苦，尊重劳动人民。但城市和农村户口，国家干部职工和普通居民，这些基本的社会分配和生活保障制度的不同，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难以扯平，是一些孩子难以正确对待的。所以骄纵恣肆的言行，容易引起反感，但也总是会受到老师校长的严厉批评。因此，同学之间的关系，校园里的氛围，基本上是平等和谐的。

我们一二年级的语文、算术课都是李老师教。一年级的孩子45分钟也坐不住，下课钟声一响，便叫嚷着往教室外跑，李老师即便没有讲完，也只是笑笑，从不勉强我们留下。那时尚有少数寄宿在校的同学，李老师还要管理他们的生活，时常见她把他们按在脸盆面前洗手洗脸。李老师是出现在各个年级毕业照上最多的老师之一。每一张照片上，她都是庄重专注地坐着。她把一生的心血和热情都给了学生。

一年级我们班的教室在校园西北角第一排第一间，和第二排之间是学校最大的一块操场，运动会就在这里举行。教室后边沿着围墙种植有许多蓖麻树，老师说蓖麻子成熟了要收集起来榨工业润滑油。但我也看见过有高年级男生躲在教室后边，把蓖麻杆里边的芯剥出来当烟抽。这个操场设施比较齐全，有沙坑有攀登架有爬杆，还有单双杠和低年级同学玩的滑梯。王大忠在滑梯上单腿站立，勾手搭凉棚缓缓滑下，像极了孙悟空驾云从天而降，至今让我钦佩不已！除了弹钢珠玻璃珠外，“斗鸡”也是男生喜欢玩的游戏。单腿站立跳跃，抬起另一条腿，用膝盖攻击对手。腿部力量强，髋关节灵活的，甚至可以跳起来用膝盖压到对手肩膀上，而聪明沉着的弱者，面对泰山压顶也可以翘起膝盖，将对方拱倒，或者瞬间闪避，让对手扑空跌地。有时分成两队对决，就有战术配合、气势的比拼，争斗更剧烈精彩。女生喜欢玩跳橡筋、跳海、红绿凸凹、抓酸角子等游戏。跳橡筋一级级升高，“小皮球，像焦梨，焦梨开花二十一，……”，边唱边跳到六年级时，她们依然腾挪翻飞，可以伸腿把已经举过头顶的橡筋勾下来。这些自然选择的游戏，轻松的为她们学习体操、跳高跳远、甚至芭蕾舞“倒踢紫金冠”做了准备，不像现在的孩子，课余学什么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家长焦灼的目光里，压力沉重，了无情趣。

冬天我们会用罐头盒制作烘笼，点燃木炭，一路流星甩到学校来，取暖的功用明显小于好玩。还有一种“泡木”（朽木），能缓慢燃烧，可以藏一大块在衣服里，一节课下来吹一吹又红红火火。同时甩着来的，还有自制的冰碗。一碗红糖或者白糖水，撕点橘子皮，再放一根纳鞋底的底线，搁在屋外，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提起一个晶莹透亮，可吃可玩的冰碗。上课时烘笼、冰碗都会藏在课桌下面，下课再拿出来嘚瑟。为了制作弹弓，有人甚至早早就选定树杈用线绳绑定，让它长成完美的形状。包括陀螺、铁环，女生的羊拐、皮筋，这些自制玩具的活动，其实都是对动手能力很好的培养。冬天课间休息时，我们最喜欢玩“挤油渣”，在教室角落里体验几近极限的被挤压的感觉，直到上课钟响一哄而散。

课间休息适逢大雨滂沱，不时会从这个或那个教室冲出几个胆大爱出风头的男生，到操场的水洼里逛荡一圈。待一个个泥猴往回跑时，大家便起哄“抖草！抖草！”，其实我这号的，还是挺羡慕他们的勇敢招来的关注。

这块大操场的缺憾是坑洼积水，呈正方形，不方便踢足球。不知哪位老师的主意，把两个球门对角安放，再带领同学用煤渣填平。虽然踢球还是别扭，但大家都踢得不亦乐乎。和足球场比起来，最南边小院的那块篮球场可是既标准又高级，特别是细腻平滑的水泥地面如镜子一般，是我在任何地方再未见，至今还在琢磨这是何种标号的水泥。

我也是在这块大操场开始踢球，并由胡之明、杨少先、杨跃才等老师，培养了终身对体育的爱好。一直到参加州少体校训练之前，大家都没有像样的球鞋和球衣，一双解放鞋在煤渣地上一直要踢到露底。记得有一个踢球的学弟，把父亲的短裤穿来了，从此被大家叫做“大短裤”好多年。杜晋华、杜晋民家两兄弟得到了母亲的支持，穿着妈妈用毛线编织有橙红色线条的足球袜比赛，惊艳全场。我在二年级时，雄心勃勃报名参加运动会四百米比赛，非但跑不完全程，还几乎虚脱瘫倒在地。那天我父亲也来看我比赛，是胡之明老师拽着我，并在父亲的鼓励下，勉强走到终点。这让我知道了自己的羸弱，知道了坚持到底的体育精神。胡之明老师是体育全能。那时很难看到专业比赛，各种球类和田径、体操，都是他将教科书上的动作演示给我们，例如前后滚翻，跨越式俯卧式的跳高都是胡老师教的。他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要将运动鞋和鞋带都解下来，用肥皂刷洗得干干净净，晾在他宿舍的窗台上，不像现在的我们，球鞋穿到扔都不会洗一次。所以胡老师和不修边幅的杨跃才老师不一样，留给我的是整洁矫健的形象。杨少先老师不是体育老师但也是聪明绝顶的体育全才。同学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乒乓球和足球，其实他的篮球也有很高水平。他的独门绝技，是三步上篮可以持球在空中完成腰间和胯下两次环绕，不亚于NBA的职业运动员艾弗森。他对体育新闻体育知识的兴趣和热情传播对大家的感染最为强烈，什么徐寅生的十二大板，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马拉松相当于要从楚雄跑到南华，学生们围着听他神侃，惊奇地嘴都合不上。杨老师还写一手漂亮钢笔字，他曾经给我写过我的名字，把繁体杨字的易字写的飘飘漾漾，就像艺术体操运动员抖动的彩带，前所未见，我一直沿用了许多年。杨跃才老师抓体育强调的是精气神。他组织普及第二套广播体操和参加比赛，不仅对动作的标准和整齐，像解放军阅兵一样要求严格，而且眼神都要像他一样，专注有力，“要像刀像剑，凛然如电”。果然，参加比赛的北小代表队在激昂的音乐声中正步入场，散开站定，横看竖看斜看，线线笔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声也虎虎生威。第一节还没有做完，就已经掌声雷动，征服了所有观众和评委。

有这样一些敬业专业的老师，北小的体育运动一直红红火火，培养出的人才一批又一批。踢足球的除欧志兴入选国家青年队，入选各种省级代表队的达数十人，乒乓球的陈家谷刘亚建王勃，游泳的于速民、孙荣，射击的赵明英，体操的赵超英等等，都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获得许多优异成绩。

小学生的活动比在幼儿园自由丰富多了，比如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大家排队走也不用手拉手了。一二年级三个人坐两个座位，故事片依然还是不大看得懂，记得第一次看的电影是《红孩子》。那时楚雄电影院放映还是要换片子的，我在昆明的同岁表哥来楚雄和我们看了一次电影，告诉我你们这是单机放映，昆明是双机放映，你感觉不到换片子的。这也激发我对新鲜事物对外边世界的向往。二年级以后增加了音乐课美术课和手工课，由陶国培老师教授，课内课外的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现在回想，一二年级的我，可能也包括大部分男生，分不清学习和游戏的区别，无法抵御游戏玩耍的诱惑，一心一意就想玩，只有上课的内容足够有趣，我才会全神贯注。我从未感受过学习的压力，考试也从未有过满分或者不及格的极端情况。

三年级开始，这种情况开始有所变化。我们换了新的班主任董美德老师。她年轻美丽，喜欢穿白衬衫配蓝色的对襟毛衣。董老师对教学抓的紧，很注重激发我们对学习的兴趣。第一次发作业本时，她把我叫到跟前，问作业本上我的名字是自己写的还是家长写的，我说真的是自己所写。董老师尽管将信将疑，还是表扬了我字写的不错。就是这小小的鼓励，使我从此注意尽量把字写的好一些。我总是忘记背书的作业，许多次早读时候要抽查了才慌慌张张赶快背诵，而每一次都逃不脱董老师的眼睛。她把我们一个个提溜到教室外背诵，而我居然每一次都能顺利完整背诵。董老师惊诧的笑声让我得意，让我自以为真的可以过目不忘。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一篇课文《武汉长江大桥》：

小朋友，你们看，

这座大桥多么棒！

大桥建在长江上，

它比十层楼房还要高。

上层是公路，汽车来回跑，

下层是铁路，火车呜呜叫。

两头还有桥头堡，

好像哨兵在放哨。

感谢苏联的帮助，

感谢工人叔叔的创造，

这座大桥建的快又好，

全靠共产党的好领导！

后来董老师安排我和雷卫民在全校“六一”联欢会上表演了一个带动作的对口词，内容是越南儿童如何抗击美帝国主义。面对黑压压一片人头，我尽管动作和表情都笨拙僵硬，但没有说错一句词，算是在大庭广众第一次露脸。

我们在学校和老师的理解、包容和鼓励中缓慢成长，许多道理多年以后才渐渐领悟，但当时我们给老师制造的麻烦却是层出不穷。也许那两年楚雄出生的最鬼怪精灵的男孩都集中到了我们班，从一年级开始，我们班就以课堂秩序混乱，频频发生违反校纪校规的事端，在全校出了名。这和温顺的二班形成鲜明对比。代家云老师担任二班班主任一直到小学毕业，而我们班一再换班主任，还是难以治理，直到最后派来强悍的河南籍杨跃才老师，才算“镇压”下去。班里有顽皮绝顶的三大天王，他们有时各自为营，相互争斗，上演三国演义。有时又串通联合，一致对敌，在校内外打架，惹是生非。再加上我们一拨糊涂油蒙了心的调皮鬼，要么跟风起哄，要么 “阴闹”，别出心裁搞恶作剧，班里“破坏安定团结”的事件愈演愈烈。班主任外，许多老师都不愿意到我们班上课。不仅男生作怪，女生中也有几位调皮的。老师背身写黑板，她们叽叽喳喳，老师转过身来，她们坐的笔直，相互告状，洗清卖白：不是我，是某某瞅了你一个大白眼！那心机那聪明，搞得老师哭笑不得，看得我等敢做敢当的傻小子目瞪口呆。

记得董老师上任后经过一番综合治理，有一段时间班风大为改善，但突然有一天又在其他老师上课时大闹起来，导致老师提前下课。待董老师把我们五六个肇事者叫去讲道理时，她气得嘴唇哆嗦脸发白，没说两句就大哭起来，哭的那样伤心那么无奈！我们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钢笔套，那是董老师为改善与我们这些闹包的关系，亲手用毛线钩织的。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是我们的任性胡为让老师如此伤心，虽然这并不是我的初衷。

董老师对我背诵和造句的激赏，开发了我对语文课的兴趣，安排我表演对口词更是殊宠，我的上进心开始萌发。看到大多数同学都加入了少先队，我也希望入队，像这首歌唱的那样，戴上红领巾参加各种活动：

夏天的晚风多么凉爽，

我们在一起观察星星的家乡。

早晨的天空多么灿烂，

我们爬上山顶迎接初升的太阳。

在广阔的原野上，在火光熊熊的营火旁，

到处都有我们少先队到旗帜，迎着祖国的风飘扬！

可入队的历程颇为艰难。我还是管不住自己，还是得经常接受深刻的教育。到了三年级下学期，开学才几天，我和几个同学中午去文化馆逗猴子，我竟然翻过栏杆逼近猴笼，逗的得意忘形，竟然还背靠猴笼，结果被猴子将书包撕扯进去，连书一起撕成碎片。那时课本是在书店买不到的，我只好和同桌共用一套课本，对付到学期结束考试通过。此事董老师一直没有告诉我父母亲，使我少挨两顿揍。

我也曾试图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学着发现点什么都去告老师。一天中午我们踢球把张宁鼻子踢出血，他到水龙头前冲洗，一时止不住，还从嘴里往外流，我即刻跑去报告正在午休的刘廷英校长：张宁吐血了！刘校长脸都吓白了，急急忙忙跟着我去查看。事后刘校长耐心给我讲了吐血和流鼻血的区别，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我谎报军情，但她的表情告诉我，这样的听话和小报告并不是什么好事。

三年级开始，我们教室搬到中间院子，离那座二三楼作为图书室的老楼很近。图书室由高年级的同学当图书管理员，现借现看，但不能带出图书室。中午我不再疯跑疯闹，而是早早到图书室看书，直到张伯伯敲响下午上课钟，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于是显著增强。图书室的书不够看，我就和另一个同学在地委会的建筑工地捡了一些断头电线卖到废品收购站，卖的三块多钱吃了冰棒外，买了一书包连环画。不料此事招致严肃批评，并且写到了期末通知书的评语里，我才明白学校组织捡废铜烂铁卖是为公，自己捡了卖，即便你买的书大家都看了，也是化公为私。

我好不容易在三年级最后一两批才被批准加入少先队。我跑回家告诉父亲，激动地甚至哭了起来，好像那个得到特赦获得公民身份的溥仪。我说按要求要栽一棵树作纪念，父亲便立刻带我到西山公园苗圃买了一棵小树，摸黑栽在了校园里。可是回到革命队伍后很快我又忘乎所以了，还是那么顽皮，也没有再去光顾过那棵象征着我的小树如何成长。

那个时代的思想教育总是拔的很高，例如每周五大扫除以后都要全校讲评，表现好的是继承发扬了劳动人民的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表现不好的就要检查剥削阶级好逸恶劳思想的影响。其实这么小的年纪尚不能区别劳动和玩耍的不同，更谈不上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例如我就喜欢端水和用报纸擦玻璃，不愿意扫地擦桌子。端水可以到大井边，看身强力壮的男老师勇敢的站在井沿，飞快地拉拽绑着吊桶的竹竿，一桶接一桶给同学们打水，多少人排队都难不住。我端着盆排在队伍里看的入迷，感觉他们拉拽竹竿的动作像升起风帆的水手，又像撑着长篙渡过急流险滩的船夫。我还喜欢用报纸把玻璃上的水渍擦干净，窗户即刻澄澈透明，和外边的天空融为一体。我不喜欢扫地，因为无论怎么扫总也扫不干净。仅此而已，与好逸恶劳不服从指挥毫无关系。未来的我们，在艰辛的生存和事业的奋斗中，都是勤奋自觉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我要感谢的是，在当时的话语氛围下，校长老师们这么想这么说，但对于学生还是非常包容关爱，说的重做的轻。

四年级开始，黑板上边的大字，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改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革命理想教育和其中脱离实际的内容，一方面在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会偏离常识和理智，但都对我影响至深。我那时非常羡慕表现好的同学，他们总是穿的干净整齐，总是严守纪律，总是按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总是优异，听老师的话似乎全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不必对自己有所克制。而这些在我却很困难，因此又经常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批评教育，意思是如果总是不能改正，就会滑入错误的深渊，甚至成为台湾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希望的人。这经常让我紧张懊恼和自卑：我实心实意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要为理想而牺牲自己，每当阅读英雄事迹，自己总是心潮澎湃，甚至默默流泪，到了危急关头，我一定会像黄继光那样眼睛不眨勇敢地冲上去。可为什么我却连学校最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呢，而且是屡教不改。是不是自己天生就是不可救药的坏人呢？我甚至担心某一天上学的路上，会有一个台湾派来的特务妆扮成收破烂的老头找我接头，我该如何拒绝他并且向公安警察报告说清自己。在这种脱离实际的教育下，我做过一件荒唐事。那是我们班到尹家嘴水库野炊,在一个不过十米宽的小水湾游泳，还不会游泳的李晓阳试图横渡被淹，一片惊叫声中，也不会游泳的我竟然第一个跳了下去，一心想的就是要去救他。扑腾了两下脚落不了地了，慌张中呛了一口水才算清醒过来，挣扎着回到岸边。最后是会游泳的雷卫民搂着李晓阳的脖子把他救了回来。就是在这种混混沌沌的忐忑当中，文革开始了。

三

无论对十岁左右的孩子还是对大多数成人，感觉文化大革命都是突然爆发的。1966年初的一天，吃饭时我问还在看报纸的父亲，什么叫资产阶级黑线，平时对我们有问必答的父亲，盯着报纸上的通栏大标题没有作答，表情沉郁。没过多久，突然中央的“516通知”宣布党内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突然学校就停课了，突然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一批又一批接见上百万的红卫兵，突然各地党政领导都被打倒，坚如磐石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自己开始折腾，动乱的社会由革命委员会管理。想不到，看不懂，无法应对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发生，轰轰烈烈，一片喧嚣。父母被冲击无从顾及我们，我们自由了也无聊无着了。学校停课后，有一天晚上我在地委会楼上，隔着高墙，看见了永生难忘的一幕：学校小篮球场上拉起了电灯，点燃了汽灯，正在开批斗会。备受尊重的老师们，从各地各学校集中到一起，一改庄重谦和的常态，在激烈地辩论争斗。一位秃顶的老师被逼着站到凳子上，他面含无奈和恐惧，明亮的灯光下汗水在额头上不断滴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人遭受侮辱，净失尊严，尽管这只是千千万万人十年苦难的开始。

不久，发生了高熔金老师自杀的事件。从后来所知的信息推测，高老师并不是死于专门针对他的深文周纳的文字狱和毒打折磨，而是面对轰轰烈烈，相互揭发批斗，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群众运动，不被理解，承受不了压力所致。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决意自杀，内心该有多么悲苦绝望！从高顶寺往尹家嘴水库投水的路上，他是步步蹒跚还是一路狂奔？据说发现他人不在时，被子还是热的。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全社会如此狂躁，是什么样的国民素质，几亿人忘记了常识和基本的逻辑，对世事对他人甚至对自己，做出今天看来如此荒谬的判断。

高老师是从四年级接手我们班的。可能是因为刚刚成功送走毕业班，感觉他是信心满满的要来改造我们班的。高老师凡事都很认真，从他穿的白衬衫到对我们的各项要求。我有些怕他，有一次我旁边一个同学惹他生气，他从讲台奔过来斥责，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分头的长发随挥动的书本飞舞；我又很想接近他，因为他语文课讲的很好，还会写诗。我看到他在教案本上写的诗稿，其中一句是用我们的口气写的，“晚风轻抚，树上的叶子哗啦啦，老师月下在浇瓜……”高老师想必是个文学青年，可惜心气高强，不容于那个时代！

停课以后我也经常回北小转悠，1967年初有一天碰到 比大我两岁的董俊德（董美德老师的小弟弟），我们两个人都处于不能加入红卫兵红小兵的“无组织状态”。他邀约我步行串联，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经永仁过金沙江，一直走到北京去。我们一拍即合，立即去找王正源校长开证明。永远腰背挺直事事认真的王校长，没有丝毫犹豫就给我们开了证明，取出大印哈哈气就盖了上去。这给我们巨大鼓舞，多少革命前辈都有家庭出身问题，难道不让我们加入红小兵，我们就不革命了吗？！

我们千辛万苦，经过南华走到姚安，终于被姚安中学大串联接待站的老师劝阻止步。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有通知暂停大串联，各地的接待站不日都将关闭。你们先回家在本地革命，半年以后再出来。这其实就是中央文革的忽悠，前半年的串联搞乱了全国，目的达到了，生产生活也快瘫痪了，现在先把大家都哄回去，后边就再也不许大串连了。

我们在姚安县城革命了一天。先参加了一个针对县委领导张国模的批斗会。之前在南华，我们参加了高仕良的批斗会。这两个批斗会都比较温和，没有戴高帽喷气式，只是让他们站在台上听揭发批判，所以我们连跟着呼口号的兴趣都没有。后来告诉父母，他们说两位都认识，都是好叔叔。我们还把在楚雄就捡好的两挎包各种各样的传单，拿到十字街口往天上抛，看姚安的革命群众满地乱抢，甚是开心。在楚雄我们就演习过一回，是从中大街百货大楼内的二楼天井向下抛，看大人们抢传单，也很好玩。

和我们的徒步长征一样，在串联接待站免费吃深红色米汤泡深红色米饭和硕大的腌鹅蛋，都是第一次，印象极其深刻。由于我太廋小，且出去串连的基本都是中学生红卫兵，我的红小兵的袖章都是捡来的，但王校长开的证明信是真的，所以尽管接待站不敢拒绝我革命和长征，但还是要求我和董俊德两个人挤一个地铺。由于人满为患，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歧视我也无言以对，只能忍受，期待着半年以后再上征途。

长征受挫，隔日我们便爬上26号信箱（就是那个从东北迁来的林业运输公司，也搞个神神秘秘的信箱，不知为何）拉木料的大卡车，灰头土脸的回到楚雄。担心父母姐妹嘲笑，但没有发生。大家还替我们惋惜。回想起来，现在十岁的孩子上学都还要人接送。而当年父母给了二十斤全国粮票五块钱，居然就放心让十岁的我出去长征。

复课闹革命以后的学习自然是不正常的。语文教材就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毛主席诗词。班主任老师也换来换去，詹锡兰老师带过我们一段，她忧郁的表情让我至今难忘。娄源盛老师年纪轻轻就谢顶了，总是戴一顶蓝色帽子。他性情温和，对我们颇有耐心。带我们去荷花村劳动时，白天在田间地头结合学习毛主席语录给我们讲内因外因，量变质变等哲学原理，晚上黑灯瞎火的和男生挤在大通铺上，讲笑话讲鬼故事。他讲一个老公公央求爱放屁的儿媳妇：媳妇媳妇你歇歇气，让你公公的帽子落落地！我们笑的遍地打滚。教体育的胡之明老师也代过我们语文课，教我们毛主席的《水调歌头·游泳》，他抑扬顿挫的朗诵，把“一桥飞架南北”的“一”的第四声读成第二声，别有一番韵味。

带我们时间最长，直到毕业的是杨跃才老师。他是河南支边青年，和他一同分到北小的还有娄源盛老师和谢老师。杨老师身材壮硕中等个头，不修边幅，穿着随便，似乎有一两年就天天只穿一套深蓝色运动绒衣，还时不时剃个光头，和学生玩在一起时真不像老师。他说一口楚雄人听起来很标准的普通话，又来自北方中原地带，让我感觉他更代表现代文明。杨老师的鼻梁挺直，一双不大的单眼皮眼睛微微突出，永远充满自信，炯炯放光，诠释着他的人生信条：人生就是要活个精气神！

想必早年也是顽童，杨老师最懂顽童的心理，知道如何“整治”我们。首先他要让我们佩服他。除各项体育运动外，他更擅长摔跤。高年级的四五个一起上，立刻就败下阵躺一地。低年级的七八个猴在他身上也撼他不动，他一扭腰，大家便又七零八落摔在沙坑里。杨老师摔跤声名远播，有的说他得过少林真传，便不时有上海、四川知青或各地成年跤友前来挑战，但从来都不是他的对手！其次他要让我们怕他。上体育课他口哨一吹，立刻严肃起来，威风凛凛，喊两声口令整队，有男生还故意站的倚里歪斜，他过去一脚就把他撂翻在地。有个女生上课不服管束还跑出教室，见杨老师在校园里追她，耍小聪明撒腿就往女厕所躲，杨老师几大步冲进去拎小鸡一样把她拎出来。他这些做法出人意料甚至引发批评，但确实管用。

我们班的混乱局面彻底改观，还在于杨老师善于攻心，善于启发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意识。他知识广博，循循善诱。记得带我们练合唱时，他首先讲他中学参加合唱的体会，他的老师说服大家，不需要每个人都嗓子好，要唱出多大声音，只要各自把音唱准了，合在一起就会是天籁之声。这让我们大部分平时觉得不会唱歌的同学兴趣大增，一试果然体味到了和声之美，合作之乐。他善于绘声绘色讲故事，水平不亚于单田芳：“埋伏在密林中的程咬金，见皇纲一行进了山谷，哈哈大笑，大喝一声，大风来了！便挥舞板斧冲下山去。”他讲故事的内容一些来自文学名著，一些就是他自己编造，但他的思想和表达方法与通行的不同，正直善良忠诚勇敢勤奋坚韧这些品行，在他讲来全无公式化概念化的说教，感染力至深。杨老师有很深的文学素养，他会讲贾岛“推敲”的由来，讲毛主席《咏梅》，他会解说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让你理解为什么毛主席是反其意而用之。讲《红楼梦》他会完整背诵《葬花词》，带你体会寄人篱下的黛玉“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的孤独清冷。有一次我去他宿舍，在楼梯上就听他笑的地动山摇，原来是他一个人在看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他说一个人吝啬，竟然会想得出如此举动，实在忍俊不禁。

杨老师性格豪爽大方，交友甚广，发了工资就放在抽屉里，用完拉倒。常常见他涎着脸找王正源校长要烟抽。捧着老闷筒的王校长，看看他只是摇头，扔支烟给他，说一句“杨跃才，你吃了上顿不管下顿！”他的宿舍门总是开着的，任由出入，自然成了他的老乡、朋友的食宿站。他在与不在，他们来了都是煮一大锅饵丝吃，然后横七竖八睡满一屋子。我至今还纳闷这些河南人为什么不煮米线面条，偏偏喜欢吃饵丝。

我是和杨老师交往较多受教最多的学生之一。我胆小体弱，学游泳是杨老师帮助我解除了心理恐惧。他馱着我游到尹家嘴水库中间，再让我自己往回游，“你看得到岸，你必须游回去，你可以游回去！”我这时知道脚再也点不了地了，倒也获得了舒爽的自由，奋力游回岸边，从此就敢于往深处去了。许多同学离开北小之后都和杨老师保持着联系，工作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向他咨询，都会得到他的点拨鼓励。我插队时感觉人生无望，他写信送了我一首五绝：叶嫩青不淡，树小志不穷，横眉扫阴谷，昂首射苍穹！

杨老师后来人生坎坷，卷入政治漩涡，还身陷囹圄几年。1978年暑假，我回楚雄听同学说他摔断了腰骨，住在州医院。我去看他，见他谈笑风生，意气不曾消减，全然不像一个服刑的病囚。看守照顾他的小战士似乎也已经迷上听他讲故事，对他非常尊重照顾，好像成了他的小勇。后来我们多年不曾相见，到九十年代，又有了联系，他到北京找过我几次。记得他五十五岁那年在我家住了两天，给我看他为自己写的生日纪念诗，是一首“五十五方为出山虎”的藏头诗，可惜全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他说起他一直做木材生意，还有如何宏大的规划。后来就又没有了他的消息，及至前几年在上海惊悉他的噩耗。不知他去世时是否过了七十岁，不知有多少人去为他送行，不知他的木材生意如何。依我看来，他虽然聪明能干且心性高强，但率真不拘的性格却不适宜做生意，是生计所迫勉为其难。他只适合教书当孩子王，或者生活在金庸小说中仗剑游侠的时代。我怀念他，为他的早逝惋惜，只有想到他直到生命结束，也绝不会向命运低头，会永远保持着“五十五出山虎”的精气神，我内心的悲痛才会有所消减。

小学毕业，我们年级全部进入楚雄中学，只有我一人被留在北小初中班。一年以后，初中班大多数同学又分几批招工或参军走了，还有的跟随父母去元谋五七干校，原来分为三个年级的初中班只好合并为一个班，同学中有原来比我高的也有比我低的。这个结果算是让不符合招工参军政审条件的我可以继续读书吧。初中班最大的遗憾就是开课不全，没有开过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课，当然开了也未见得能学多少。课程虽然不全，但数学语文两门主课的教学质量却是很高。数学课主要是马昆老师上，据说她是大学生，教我们初中数学绰绰有余。可惜我对数学一直没有兴趣，基本上做了作业对付过考试，就把所学还回去了。这不仅辜负了美丽优雅的马老师的心血，后果是自己一辈子都在体味缺乏数学训练对自己思想和能力的制约。语文课陈洪勤老师教的最多。记得有一篇课文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节选《筑路》。这本小说我最喜欢的是水手朱赫来拳击的情节，还有保尔与冬妮娅相识那一段，保尔对冬妮娅说：你跑的比魔鬼还快！可课文选的筑路是我最不喜欢的一段，沉郁又漫长，令人想起我们在阴冷的泥水里挖防空洞和在北门大河河滩上敲石头那些难捱的时光。难得陈老师还是能把这一段讲的津津有味。

除了有一搭没一搭的上课学习，那几年最多的就是各种名目的学工学农劳动，短的如回收废旧钢铁，到农村帮助抢收抢种，一般都是一个星期，还有很长时间的，比如挖防空洞，龙川江改造，好像就是个把月，甚至连县革委会开三级干部会议，也让我们去帮厨劳动一个星期。有两年北小在黄牛坝有几亩水田，插秧时节王校长杨跃才老师带我和王新理去守夜放水。干到后半夜浑身湿透，王校长在抽水机房升火焖饭，让瑟瑟发抖的我们烘烤衣服，杨老师则教我们辨认北斗七星，吃完宵夜已经晨光熹微。我们第一次被挑选和老师一起劳动，并且真正是通宵达旦，自豪感油然而生。

文革中的北小及初中班，唯有体育和文艺活动可以充分开展。我虽然未能加入宣传队，但是宣传队的忠实粉丝，非常羡慕王勃、钱万林、杜志刚、赵红英、周晓燕、赵超英等同学，我看他们出演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片段如醉如痴，还学王勃、钱万林饰演的角色蹦蹦跳跳。因为有众多才华横溢的老师编导助演，北小宣传队演出水平很高，经常受邀在楚雄地区演出很受欢迎。我和王新里经常跟着宣传队帮助拿拿道具拉拉大幕，也算是编外队员吧。

瘦弱但精力旺盛的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体育活动上。我害怕单双杆之类要头朝下翻转的体操运动，不喜欢枯燥的田径，就喜欢有胜负有技巧的球类运动。有许多次假期，我和王新里没有去处，就在学校打乒乓球，他放高球让我扣杀，可以打到比徐寅生还要多的十几二十板。

随着身体发育成长，打篮球也从投篮扔不到篮圈，到跳起来可以摸到篮板了，我经常和王新里、陈超、李剑波等同学一起打，后来就可以向老师们挑战了。我的足球也越踢越好，杨跃才老师带领我们组队，到灯光球场和以欧志兴、王大忠为首的楚雄中学队正式比赛了一次，虽然大败而归，但也算是崭露头角。我和朱建民同学被选入州少体校足球队集训，不久就参加全省少年运动会了，这让我大大地增强了自尊和自信。

参加全省少年足球比赛回来，初中班已经毕业解散，我未能赶上毕业合影。我在空寂的校园里转悠，心生失落却又满怀希望。水泥篮球场落满桑葚，紫红的汁液洇湿了雨后光滑如镜的球场，映照着天边嫣红的晚霞。怯弱的童年已经结束，我已经在北小成长为一个信心满满的少年！我们家在文革中星散流离，姐姐和两个妹妹虽然也就读北小，但只有我一直待在北小，时间最长。我除了没有吃过厨师张伯伯做的饭以外，和住校生王爱葆、马利坤、贺云成混在一起，经常从早到晚都待在校园里，北小是我的庇护所。许多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对我也都非常熟悉，给过我关爱温暖，如任泰、代家云、龚翠兰、刘芍芳、普美英、杨照华、左琼英、杨家林等等，我永远都会记得他们。

离开楚雄以后，有几十年我没有回过母校，一直向往着外边的世界，似乎忘记了北小。当你年轻、健康的时候常常感觉不到自己四肢五官的重要，构成你的灵魂的若干元素，你的性格，你为人处世的习惯，你也经常没有自觉，直到未来的某时某事发生时，你会顿悟，你之所以这么想这么做，是和你的某段经历直接或者间接相关。你之所以是你，早已被过往的刻刀深深雕刻成型。故乡是具体的，山水巷陌，故人故事，你都无从选择，连带那些不忍直面的卑微与渺小，耻辱和下贱。这样，回忆的潮水，便会不时漫上心头，即便在异国他乡，即便功成名就或落难逃荒，那些酸甜苦辣的往事都会陪伴着你，给你疼痛或者亲切的抚慰。

多年以后那次回楚雄，汽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从楚雄东到楚雄西，小河口、陈家槽子、东瓜、菠萝哨，一连串熟悉的地名还没有念出就已飞驰而过。热闹的彝人古镇，气派的太阳历公园，这个陌生又繁华的楚雄属于今天的家乡人，属于我的那个鹿城已经远去。我在曾经的飞机场一带徜徉，好想再听到造纸厂报时的汽笛声，我甚至怀念它不时排出的弥漫鹿城的氨气的味道，尽管当年我们都捂着鼻子避之唯恐不及。

在北小110周年校庆之际，以这些拉拉杂杂的回忆，向当年的老师同学致敬，也向今天的老师同学致敬！

母校

美好的小学时

2019届 2班  李玥萱

六年的小学时光如此匆匆，在小时候的幻想中，这何尝不是一场不散的宴席，一个永恒的美丽。但，分开的时间段，不会停留在这儿，不会停下来等等我们的，放眼望去，那些快乐悠闲的日子，那些精彩绝伦的比赛，那些紧张刺激的实验，都是我们成长中的点点滴滴啊！这些片段，谁都不会忘怀。

看向那栋昨年新建的教学楼，我不禁想起我们对教学楼的期待，甚至还想，如果我们六年级了，自然会搬到里面去学习的。会有人发誓，如果搬到新教学楼里去，他学习成绩一定会上升。但到了六年级，大家也经常会期盼，也经常拿这事儿开个玩笑。把回忆垄断，回到现实，大家依旧这般开心，依旧这般努力，似乎都在藏着一个不能被人发现的秘密，其实早已心知肚明，像细菌一样蔓延的留言册，更加将这件事的来临显得根深蒂固。拿出书本，翻看以前的笔记，胡乱的字迹以及认真画的“插图”，就会发现以前生活中的小事；记下来的学校WiFi密码，画出来的各个“同学像”，将人物涂抹的不成样子.....停下来静下心，好好歇歇，就好像时间没有过得那么快，我们都知道好慢，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批评我们，责骂我们，只是少了一句口头禅“你们还有几天就要离开学校了，都不会努力一点.....”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宁愿可以一直学习，不要步入新阶段。

“害怕的事情总比你想要发生的事情来得快”，果然，时间不会听任何人的请求，不会在意任何人的阻挠。很快，我们会成为学校的“以前”，学校也将成为我们的“母校”，那棵槐树，那几株神采奕奕的荷花，小池塘中那几条自由自在的小鱼，都将成为过往。我来到槐树下，进行清扫。“刷刷刷——”风吹落嫩小的槐果，我拾起了它，细细想想，我们更应该静心过好每个在学校的日子，更应该遨游天空，放眼更广阔的世界。

六年之约，已经结束，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同学们的关心帮助，让我感觉不舍，但看着时间那巨大的双手，不禁胆颤，最后，只想时间只剩那么一小段的时候，可以挣脱他的手，去到学校，最后逛一遍，最后忆一忆，然后回到正常时间段，带着回忆继续加油，继续努力，拥抱美好的未来。